中华道教经籍书文 - - Powered by Discuz!

中国道教在一千八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先后揽收先秦道家典籍《老子》《庄子》《文子》以及后出的《列子》、《亢仓子》奉为诵习的经典外，经过长期的宗教实践活动，在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以及传教等方面，积累了种种经验；又经若干代的努力，将这些笔之于书，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经籍书文。现存《正统道藏》的主体，就是这些经籍书文的基本结集。它以自己特有的内容，表现为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与儒、释两家的文化互相区别又互相交融，成为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道教经籍书文的造作与结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五斗米道创建时期，除以《老子》五千文为祖经，并为之作注释（如《老子想尔注》），以为教徒诵习之课本外，新创作的经书只有先出的《太平经》和张陵所写的道书若干篇。此后，经书日有增益，至东晋初，葛洪《抱朴子·遐览》即著录道书六百七十卷，符书五百余卷，共一千二百余卷。东晋中后期，上清、灵宝派出，在佛经广为传播的影响下，道书造作的规模日益扩大，创作了上清、灵宝两大部类经书各若干卷，加上三皇经系统的经书、正一派的经书，篇卷已甚为可观。因而要求结集成帙，以广传播。所以在南北朝时期，相继有一些道士对当时零散的道书进行搜集与整理。但因受人力、物力和传播手段的限制，无法将结集的经书进行大量抄写传播，仅能辑录经书目录传世。相继编成的经书目录，主要的有：南朝宋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齐梁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梁陶弘景《陶隐居经目》《太上众经目》《三十六部尊经目》、北周玄都观《玄都经目》、王延《三洞珠囊》等。这些经目现皆已不存。据北周甄鸾《笑道论》称，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已著录道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实有者一千零九十卷），《玄都经目》则著录道书六千余卷（实有者二千零四十卷）。可见至南北朝末，道教经书较东晋葛洪时有了较大增加。道士们在整理经书、编制经书目录的过程中，创造并逐步完善了道教独特的经书分类法，即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

玄宗诏令天下搜访道书，经过整理，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进行编纂，最后成中国第一部"道藏"，名《开元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曰五千七百卷，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后经五代之乱，这部道藏因遭兵燹而散失不全。至宋代，从太宗至徽宗间，几经修"藏"，编成传写者有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初之《宝文统录》，真宗天禧三年（1019）的《大宋天宫宝藏》，徽宗政和（1111～1118）间的木板刻印《政和万寿道藏》。至金元，在《政和万寿道藏》残板基础上，又相继于金明昌元年（1190）修成《大金玄都宝藏》，元乃马真后三年（1244）修成《玄都宝藏》。最后一部道藏是明正统九年（1444）刊竣之《正统道藏》及其续书《万历续道藏》（刊成于万历三十五年）。正、续两部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合五千四百八十五卷。

明万历之后，虽无道藏之大结集，但规模较小的道教丛书，却时有编纂。最重要的有清初彭定求所编之《道藏辑要》（后经增补再刊为《重刊道藏辑要》），它除选收正续《道藏》之书外，又增收明末清初著作一百一十种。此外，明、清、民国间，又相继编成《道藏精华录》《道藏续编》以及道士个人专集，如《方壶外史》《道书十二种》《古书隐楼藏书》《道书十七种》等。其他如敦煌遗书、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书，及《永乐大典》等中，还有不少散见道书。如果将上述已经小结集和尚未结集的分散道书加以收集整理，数量一定十分可观（目前巴蜀书社正在着手将它们编纂成《藏外道书》）。这些藏外道书和正、续道藏之书加在一起，将是目前所存道教经籍的全貌。

道教经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方面很多。有被作为礼拜诵读或传习的经典，如《道德真经》（即《老子》）、《南华真经》（即《庄子》）、《通玄真经》（即《文子》）、《冲虚真经》（即《列子》）、《洞灵真经》（即《亢仓子》）以及道士所撰之《太平经》《黄庭经》《西升经》《大洞真经》《度人经》《清静经》《阴符经》《玉皇经》等；有阐发教理教义的著述，如《真诰》《道教义枢》《玄珠灵》《化书》《重阳立教十五论》《净明忠孝全书》等；有医学养生著作，如《养性延命录》《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服气精义论》《枕中方》《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急救仙方》《仙传外科秘方》等；有外丹黄白术著作，如《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修伏灵砂妙诀》《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诸家神品丹法》《庚道集》等；有炼养著作，如《周易参同契》《崔公入药镜》《诸真圣胎神用诀》《钟吕传道集》《悟真篇》《青华秘文》《陈先生内丹诀》《大丹直指》《中和集》《金丹大要》《天仙正理直指》《道书十二种》等；有符箓道法著作，如《灵宝五符序》《上清豁落七元符》《自然真一五称符上经》《上清灵宝大法》《灵宝玉鉴》《道法会元》等；有斋醮科仪著作，如《正一威仪经》《玄门十事威仪》《太上出家传度仪》《三洞修道仪》《道门科范大全集》《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

有教规教戒著作，如《太上老君戒经》《老君音诵戒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赤松子中戒经》《玄都律文》《洞玄灵宝上品成经》《灵宝天尊说十戒经》《要修科仪戒律钞》《道门十规》等；有神仙、道士传记，如《列仙传》《神仙传》《南岳九真人传》《三洞珠囊》《三洞群仙录》《仙苑编珠》《金莲正宗记》《清微仙谱》《甘水仙源录》《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终南山说经台历代仙真碑记》《玄品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汉天师世家》等；有宫观山志著作，如《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金华赤松山志》《仙都志》《天台山志》《南岳总胜集》《武当福地总胜集》《武当纪胜集》《茅山志》《岱史》《西岳华山志》《宫观碑志》等。

以上仅是道教经籍构成的几个重要方面，也是道藏收书的主体。除此之外，道藏又收有若干非道教之书，至元《道藏尊经历代纲目》云："儒书、医书、阴阳、卜筮、诸子百家皆与焉。"儒书大抵指扬雄《太玄经》、邵雍《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鲍云龙《天原发微》，以及一批儒家《易》学著作，如《易因上下经（李氏易因）》《易林上下经（焦氏易林）》《古易考原》《周易图》《大易象数钩深图》《易数钩隐图》《易象图说》内、外篇等；医书大抵指《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略》《黄帝八十一难经》《图经衍义本草》等；

阴阳卜筮书大抵指《黄帝龙首经》《黄帝宅经》《黄帝金匮玉衡经》《玄妙白猿真经》《六阴洞微遁甲真经》《遁甲缘身经》《六壬明鉴符阴经》《卜大象星历经》等；诸子百家书大抵指除《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亢仓子》外，所收之《墨子》《鬻子》《鹖冠子》《公孙龙子》《尹文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子华子》《素履子》《无能子》《刘子》等；

应该说，道藏的出格收书，并非全无理由。如上举《易经》，虽被儒家列为六经之首，但是否即为儒家之专书，还是值得探讨的。实际上，祖述《易》是道教的传统，从它建立起，即把《易》和《老子》一起作为方术修炼，特别是内、外丹修炼的理论指导，自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起，直到后世外丹、内丹各派无不祖述《易》。因此许多道教学者皆视《易》研究与《老子》的研究一样重要，且不时有颇有见地的《易》学著作问世。五代道士陈抟在《易》学上的成就，不仅深刻影响道教内丹学，也深刻影响宋代儒学。其他如宋元道士俞琰、雷思齐等，在《易》学上的成就也较大。因此道藏在收道教《易》学著作的同时，兼收一些儒家《易》学书，似乎不无道理。又如医书，道教从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出发，一直重视医药学的研究，一方面借以祛病延年，另方面以之济世利人。因此在历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道藏在收这些道教医学著作的同时，兼收《黄帝内经》和《图经衍义本草》等，似也不无道理；何况黄帝是道教所尊之祖师，收托名黄帝的医书，在道教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如此，但是道藏收书过滥，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其中不少书都与道教无关或关系极少的。

不过，由于收书超出道教典籍的范围，却意外地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首先，它保存了部分古佚书。如《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广黄帝本行记》等，皆是早佚的古书，幸赖《正统道藏》加以保存。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从中发现后，遂于嘉庆年间收入其所刻《平津馆丛书》中。清代另一著名学者严可均在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曾广泛利用《正统道藏》，以辑校逸文、遗书。其次，现存明《正统道藏》上承元《玄都宝藏》和《大金玄都宝藏》，而金、元二"藏"又是在宋《政和万寿道藏》版片的基础上修补而成的（元藏则加了全真道著作），因此保存了不少宋版书，所以在版本学和校勘学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清代著名学者惠栋说："道藏多儒书古本。"最著者如《墨子》《淮南子》《山海经》等。清著名学者毕沅曾取"道藏"本以校《墨子》，庄逵吉亦据"道藏"本以校《淮南子》。今《正统道藏》之《山海经》，虽不一定出自宋版《道藏》，但却出于宋《中兴书目》所录"每卷有赞者"，它不仅保存了一种南宋刻本，而且每卷附有《图赞》（不全），更是现存《山海经》版本中的孤本。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注》，皆以《正统道藏》本作为重要参考本。

（一）中国哲学。在封建时代，儒家学者一直视儒学为正统，认为只有儒家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哲学才是中国哲学，佛、道二教既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哲学也不能登大雅之堂。这种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有相当影响。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偏见或误解。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来看，佛道哲学与儒家哲学同样是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教自东汉末产生以来，即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同儒家一样，广泛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为了树立和巩固自己长生不死的宗教信念，宣扬宗教教义，曾对其宗奉的《老子》和《易》进行了大量的诠释，并在实践中努力寻求达到这种宗教目的的各种方术。通过对《老子》《易》的诠释和各种方术特别是内丹术的阐扬，逐渐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宇宙观、本体论、人生观和道德观，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如在许多道书中，主要是大量关于《老子》《易》的注疏中，有许多哲学"本体论"的阐释，在众多的内丹著述中，有许多"心性论"的阐释。其中也不乏深刻的见解。应该看到，道教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儒、释，它汲取了许多儒、释思想；同样，儒、释两家哲学的发展也有赖于道教，也不同程度地汲取了道教思想。单就儒家的宋明理学而言，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有赖于对释、道思想的汲取。众所周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在汲取了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除吸收了佛教思想外，主要是吸收了《老子》和道教内丹学。其后的程、朱各家无不从佛、道汲取思想养料。儒、释、道三家既互相斗争，又互相汲取，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如果只研究一家两家，而不同时研究三家，就很难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点，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许多人的共识。

（二）养生和医药学。道教徒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养生方法，如它承袭了古代的行气、导引、按摩等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使之在理论上、具体方法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其长生不死的目的虽不能达到，但对健身延年却颇多成效。许多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现存《正统道藏》中的这类著作，为现代养生学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他们在医药学上的成就，是同时代医学家中之佼佼者，在中国医药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们或者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世人，或者以医学巨著留存后世。这些著作现虽大半失传，但留存在《正统道藏》中的，尚有葛洪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包含有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的内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皆是中国医药学史不朽之作。唐以后，卓有成就的道教医学家及其著作，也代不乏人，如宋佚名道士之《急救仙方》，元末明初著名清微派道士赵宜真之《仙传外科秘方》，以及清代著名龙门派道士刘一明之《经验杂方》《经验奇方》《眼科启蒙》《杂疫症治》等，是各代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的重要代表。道教医学的成就和发展，虽然离不开中国传统医学，但它从宗教要求出发，又在某些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如他们强调济世度人，因此十分重视医德，医生对病人应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不分贫富贵贱，怨亲善友，一律以"大慈恻隐之心""一心赴救之"。从普救众生的观点出发，又十分重视对下层群众和妇女儿童疾病的研究，注意医方的大众化和药物的就地取材与廉价。

（三）中国古化学。道教徒为了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又继承古代炼丹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他们以为通过矿石药物（或加草木药）的冶炼，可以炼成"仙丹"，用以服食，即可长生不死。故许多道士以毕生精力从事药物的选择、配制、烧炼，经过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不知作过多少次试验，研究过多少种药物的性质，炼就多少种矿石化合物。这种炼丹活动虽为宗教目的所驱动，但实际是在不自觉地从事化学实验。"仙丹"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炼成，但却观察到了许多矿石药物的化学变化，认识了许多矿石药物的性质，为中国古化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此一般化学史家都称道教炼丹术为中国古化学的先驱，《正统道藏》所载大量外丹黄白术著作是中国古化学史的重要资料。中国三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就是道士在炼丹中首先发明的，时间至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其根据见之于《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伏火矾法》。中国冶金史上最早的水法炼铜，也是道教外丹书首先记录下来的，时间在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宝应年间（758～762），上书卷四之《丹房镜源》也记载其事。至于道士在炼丹中制造出具有实际疗效的内服和外用丹药，扩大了医药来源，更是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