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为历来史家所推重的一部史书，唐代以后名列" 前四史" 之中，
建国以后，首先由中华书局响应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总理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号
召，由陈乃乾先生董其事，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组织点校出版了这部重要的历史
著作。陈乃乾先生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曾经编辑有《室名别号索引》这本非
常具有指导意义的工具书，在共和国开创之处，这本是书的点校整理出版，昭彰
了我国衣冠文物之盛，而后，坊间的《三国志》整理本也逐渐开始多了起来，原
南京师范大学，现复旦大学古籍所的吴金华先生在这方面取得了最为突出的成果，
我们不妨从《三国志》的整理出版，来看一下当前古籍资源的利用以及出版现状。
《三国志》这本书的作者陈寿，字承祚，生于公元二三三年，卒年在公元二
九七年，此书成书年代没有明确地记载，就我的考证来看，当在公元二九二年之
后。《晋书。陈寿传》载：" 司空张华爱其才……举为孝廉，除著作郎" 此时《
三国志》尚未成书，而《张华传》对张华转任司空一事未给出明确时间，而惠帝
元康元年，张华领中书监。侍中，则转司空当在第二年以后，故大概可以推知陈
寿著史的成书时间是在惠帝元康二年即公元二九二年之后。陈寿本人是蜀地巴西
郡安汉（今属四川省南安市）人氏，曾经就学于蜀地的经史大家谯周，蜀后主刘
禅在位时期，他曾经做过负责收集整理史料的官阁令史，在这段时间内他做了《
益部耆旧传》，这成为了他史学创作的开始。尔后他写就的《三国志》并不同于
前代的《史记》《汉书》等等，而是平行的从东汉末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这段
时间的史料进行排序，虽然题名为" 志" ，然后整部书中只有" 纪" 和" 传" ，
并没有关于典章文物方面的" 志" 的内容出现。
《三国志》共为六十五卷，其中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
吴志》二十卷，前代书籍刊行过程中，都是将它们各自成书，到了北宋雕版印刷
逐渐成熟以后，才有了三者合而为一，统称为《三国志》。
提到《三国志》就不能不提到后来大名鼎鼎的" 裴注" ，因为陈寿本人深受
当时经学传统的影响，行文崇尚简洁，虽然深得当时学人推重赞许，但是一方面
由于自身史料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同时期的史书基本全部亡佚，所以到了刘宋
一朝，已经有不少人对其中的材料产生了质疑，于是宋文帝刘义隆下诏名裴松之
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针对该书的缺点与不足，利用内府藏书，对《三国志
》补充了大量的史料，开创了史注新法。历来士人读《三国志》都要与裴注并行，
裴注与《三国志》相辅相成，我们今天在坊间所见的整理本，大多即是所谓" 合
本子注" 的陈寿著裴松之注本。今天根据史学界和文献学界的状况，我们可以断
言，如果《三国志》的整理本离开了裴注，不但自身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而且书
籍本身也不能再称之为善本，所以，本文讨论的《三国志》的整理，也包括对于
裴注的研究，而没有将裴注并行的本子，一概弃之不取。
从近百年来对《三国志》的研究整理成果来看，我以为应当以卢弼在1936年
出版的《三国志集解》居首。卢弼的《集解》是在王先谦在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
年整理出版的《汉书补注》以及《后汉书集解》的影响之下诞生的，这一代人针
对前代史书的整理，有意的参考了清人的考据成果和后代编辑的类书等等，集中
在订补前代史实，特别是在史地方面功夫下得很深。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昭和九
年即1934年撰成了《史记会注考证》，这一成果对中国学者造成了很大压力，而
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在此时诞生，正好为前四史的整理画上了一个富有历史感
的句号。相比之下，陈乃乾先生的点校本参考了卢弼的《集解》和清人梁章钜的
《三国志旁证》，本来应当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版本，可惜因为陈先生自己
并非三国史方面的专家，而又受限于时代条件，没办法见到当时港台方面的研究
成果（也就是与卢弼同时的易培基的《三国志补注》，此书在1955年于台湾艺文
印书馆出版发行），于是就仓促的进行了标点工作。大概陈先生多采用了金陵活
字本的《三国志》为主要依据，这样凡是遇到异文，就不加考证的" 择善而从" ，
于是弄得标点错误百出，竟然把一些就是在" 四部丛刊" 本中都能解决的一些有
本有缘的文字疏忽过去，最后全部的点校本前四史出齐之后，陈本竟然是唯一一
个没有做校勘记的标点本（仅在书后存有《校记》）。后来学界资深编辑王利器
先生对陈先生的工作言下颇为遗憾，今后我们对于《三国志》一书整理工作应当
注意吸取陈先生的这一标点本的经验教训，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本书最为普及，
据说到现在已经印行了三十一万七千多册，但是把它说成是一个古籍整理的反面
典型绝不为过，现在我们就看一下陈本的一些问题，同时正好介绍一下其他基本
不同版本整理的特点和高明之处，需要指明的是，下面所附的页码，都是陈乃乾
标点本的页码：1. 使张杨缮治宫室，命殿曰扬安殿。（卷一《魏志。武帝纪》
注引《献帝春秋》，13页）
案：" 扬安殿" 卢弼本作" 杨安殿" ，从张杨名也，不当作" 扬". 2. 二月，
绍遣郭图、淳子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卷一《魏志。武帝纪》，19
页）
案：淳子琼为淳于琼之误。
以上两处错误应当都是属于印刷排印中的问题，但是下面的问题就比较严重
了。
3.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卷一《
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28页）
案：" 诸掾属治中、别驾" 当标点为" 诸掾、属、治中、别驾".此处属于标
点中的错误，但究其根源，是对官制不熟悉造成的，诸掾、属、治中、别驾都是
东汉州郡太守的副职或是下属，而诸掾属治中这样的官名不知何指。
4. 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钮墨绶。（卷一《魏志。武帝纪》注引《魏
书》，46页）
案：" 关内外侯" ，" 内" 字衍。
这句史文本是：" 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
以赏军功。" 而裴注：" 魏书曰：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
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
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 当是以列
侯、关内侯、名号侯爵、关中侯爵、关（内）外侯、五大夫为六等。既然前已有
关内侯，则此处仍以去" 内" ，名" 关外侯" 为妥。卢弼《集解》中对此有考证，
引潘眉说" 内" 字当是衍文。
5. 汉室衰，自安、和、冲、质以来，国统屡绝。（卷二《魏志。文帝纪》
注引《献帝传》，66页）
案：安、和、冲、质当作安、顺、冲、质。
此处当是裴注误文，各本皆错。查考《后汉书》可知，和帝为安帝前之君，
安帝之后当为顺帝。
6.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卷六十《吴志。贺齐传》，1378页）
案：此处有脱漏，" 吴五" 后有裴注" 姓吴，名五。" 这一点是陈先生最大
的问题，这个标点本一旦有文字上的阙误，因为没有校勘记的帮助，作为读者的
我们就没办法了解陈乃乾先生所从之说是什么，于是就弄不清到底是底本的问题
还是后来的排印本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易培基的《三国志补注》的意义就显
露了出来。
易培基此书是以" 明景北宋本" 的西爽堂本作为底本，而广求宋元明刻本和
唐宋类书进行对校的，这本书所参校的版本较陈乃乾先生所能参照到的金陵活字
本、局本、殿本和百衲本来说要更为可信，尤其是在源流属于明南北监本和毛氏
汲古阁本的清代刻本易氏一概未取，这样他的校勘成果就更为显著了。
因为易培基1937年就在上海病逝，而这本书只是" 创业未半" ，而今日所见
的含有大约六千六百九十八条注文的《三国志补注》是由其哲嗣整理后交付台北
艺文印书馆付梓刊行的，而其中几乎全部的注文都是为读者提供各个善本的异文
和他本人简明的按语，只有很少的篇幅才涉及到史评、史例、史证和训诂等等内
容。那么回到陈乃乾先生的问题上来，我们看到易注上没有出现异文，就可以知
道后代刻本应该都与此处的西爽堂本相同，而问题就是处在后来的标点本上，是
标点本遗漏了这条裴注，而成为了不完之本。
7.我固知谭之有小计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间略民聚众，尚之破，可得以
自强以乘我弊也。（卷一《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载曹操语，25页）
案：" 尚之破" 当为" 比尚之破" ，此处短一字。
赵幼文遗著《三国志校笺》（2001，巴蜀书社，赵振铎整理）作" 比尚之破
" ，卢弼《集解》易培基《补注》皆同。此处的脱漏并不是因为陈本整理过程中
的不小心，而是所选择的版本不对。证以易氏《补注》，此处作" 尚之破" 的唯
有明代冯梦桢主刻的南监本，金陵活字本沿用南监本脱漏" 比" 字，而陈先生在
此处又承用了金陵活字本的阙文，标点本中这一类的问题数不胜数，我们也就不
再一一举出了，但是，就再这样的袭用阙文的过程中，陈氏还出现了更为可笑的
事情，就是画蛇添足，我们且看下面一例：8.孤祖父兄弟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
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 子桓] 兄弟，过于三世矣。（卷一《魏志。
魏武纪》注引《魏武故事》，33页）
案：" 子植" 当作" 子桓".赵幼文《校笺》作" 子植" ，笺注：" 绍兴本'
植' 作' 桓'." 卢弼《集解》作" 子桓" 下有考证，认为" 何焯曰：《文类》作
' 子桓' ，' 植' 字乃' 桓' 字传写之讹，对臣下不以称' 子' 之字为嫌，观《
陈思王传》中，诸令屡称' 子建' ，则此称' 子桓' 决也。" 后面又引证了钱大
昕等人的考据，易培基《补注》："'桓' ，南本作' 植' ，误。《艺文类聚》亦
作' 桓' ，《汉魏名家文集》同。" 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去查考陈乃乾先生所依
据的百衲本、殿本、局本和金陵活字本，很快就能发现百衲本同样也作" 子桓".
如果陈先生采用四本互校的话，根本不需要将此处的异文列出并出现《校记》，
只需要直接采用善本就可以了，而陈先生在标点的时候却对金陵活字本等直接承
自南监本这样的误本中的" 子植" 进行了校勘，却又不知所从，于是只好列出异
文，并且在《校记》中写道" 子桓，从何焯、沈家本说。" （1483页）我们很清
楚的知道，何焯是不可能见到四部丛刊的百衲本的，更没有注意过其他不误的版
本，于是发现了问题就只能从《三国志文类》中寻找校勘上的旁证。可是作为生
活在新中国的我们来说，在有正本像绍兴本百衲本等等作" 子桓" 的正解的情况
下，何焯的旧说就已经失去了引作校补旁证的价值了，更何况又有卢弼的《集解
》本刊行在前！标点本没有能够采用前人的校勘成果，却又不能好好利用手中的
现有资源，就出现了这种画蛇添足的《校记》，实在是贻人笑柄，关键在于忽视
了看似简单死板的对校工作。这种问题的出现，可以说是陈乃乾先生一生学术成
果中最大的污点。
我们应当知道，古籍出版整理工作是一项知识性很强的工作，往往容易被我
们忽视的，就是这种死板而琐碎的对校工作。如果古籍整理中忽视了对宋元明刻
本的搜求异同，就会直接造成上述的种种错误，我们如今大多数人忽视对古籍的
对校工作，认为不过是求得异文之处而已，不愿意下这种死功夫，可是这种方法
在眼下取得的成绩以及意义不应低估。被誉为" 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的
《元典章校补》（陈垣，1931年初版）就带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校勘学的根
本方法，就是首先要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订其是非，离开了善本，就没有所谓
的古籍出版整理工作。回顾国朝乾嘉诸老，我们认为校勘方面取得成果最高的应
是嘉定钱大昕和高邮二王父子（念孙、引之），但是他们所应用的还是以旁证推
理为多，后学得起下焉，就会被引上舍版本而空谈校勘整理的迷途，这当然有今
天的学子无力购求善本的原因，但是关键还是在多数人不屑于这种对校的机械的
笨工作，这样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称得上优秀的学术编辑和校勘工作者的
人，也就寥寥无几了。
当然会有人问，那么今天的市面上究竟哪一部《三国志》可以称得上善本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应该说，陈乃乾先生的标点本是不行的。卢弼的《三国志
集解》无论在校勘和史料搜求（特别是对地理疆域方面的考察）上都独树一帜，
可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并没有经过点校的《三国志集解》行世，其实并不
是次数没有经过点校，其全部整理完毕的点校本现在正在上海图书馆的保险柜中，
但是因为卢弼得享遐龄，卒年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底，此书尚未成为自由版权，
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免去几万元的版税的麻烦，一定要等到卢弼卒后五十年
才可以将此书出版，而目前我们可以利用的《三国志集解》只有中华书局1981年
稿本影印本、刻本影印本和开明书店活字排印本三种版本，没有一种是经过校勘
整理的，中间的疏漏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易培基的《补注》也是同样的版权问题，
无法在大陆面世。所以在此处我要特别提出吴金华先生，我认为，近70年来，读
《三国志》最细、在训诂和校勘方面取得最大成绩的就是他。吴先生是南京徐复
先生的弟子，可算是太炎先生的再传门生，他出版了多部整理和研究《三国志》
的著作，如：《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古文献研究丛稿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他还以自己的整理研究为基础，重新点校《三国志》，作为" 古典名著普及
文库" 的一种（岳麓书社，1990年）。这当然是迄今最好的本子，只可惜简体横
排，不便于专业工作者使用。我们只好希望今后中华书局如果有可能重新组织力
量来对陈乃乾先生的标点本进行整理，那个时候可以多吸收吴先生的研究成果，
弥补原有的不足。我当然更加希望国家对于古籍出版方面能够有更多的重视，为
此投入更多的资金，尽快将卢弼的《集解》和易培基的《补注》出版，假如能够
在这两个本子之间在做出一些更为细致的整理工作，将两个本子各自的特点融为
一体，那么，我们整理出一个善本中的善本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这一切还
需要时间和金钱作为后盾，否则也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16-3-14 17: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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